挂冠（2 / 2）

李国藩病了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东州市不仅官场沸腾了，连商场也备受震动，前往北京探望的人络绎不绝。就在此时，又传出了张国昌在狱中畏罪自杀的谣言，说是张国昌用镜片割断了喉管，谣言越传越盛，连我心里都将信将疑起来，我知道有太多的人希望张国昌死了，因为张国昌一死，许多人就解脱了，我倒认为张国昌果真有勇气自杀，对他自己倒是个解脱，不过，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，只能给活着的亲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为了弄准消息，我让陈东海务必核实，陈东海没过两天就给我回了话，告诉我根本没有这回事，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，他最后劝我说：“雷默，现在东州的政治环境对你相当不利，张国昌有很多对立面，他们还在台上，我劝你还是辞职吧，换一种活法，怀亮一直希望你到兰京大酒店去当总经理，你就下决心吧。”

我挂断电话，心情始终无法舒展，我一直在犹豫是否接受张怀亮的邀请，以我现在的处境我不希望给朋友带来任何麻烦，我更放不下手中的笔，因为一种新的梦想已经开始鼓舞我，如果不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，我会毅然决然地奔向新的梦想，毕竟职业只能解决生存问题，而只有事业才能解决生存的意义。我知道我还需要时间，有人会问，你在等待什么？我只能说，我在等待戈多！毫无疑问谣言污浊了空气，阳光因污浊而变得混浊不清，我期盼着下一场大雨，洗清空气中的污浊，太阳却白亮白亮的。

杨娜这几天上班，单位的同事谈论的也是张国昌自杀的谣言，我偶尔出了几次门，打车时，出租车司机就主动讲张国昌自杀了，李国藩得癌了，人们讲起来的心情都很复杂，有痛恨的，有可怜的，有遗憾的，也有惋惜的。太阳冲破浮云，从楼顶喷薄而出，折射出所有的浪漫，天晴了，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不是麻雀，而是鸽群。

就在李国藩做手术期间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常委大院发生了歹徒入室抢劫案，抢劫的恰恰是李国藩家，当时李国藩的家人都去了北京，只有小保姆在家，被劫持为人质，市公安局局长刘伟蜂亲自指挥战斗，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，歹徒被陈东海击毙。

第二天晚上张怀亮请我和朱达仁一起在兰京大酒店为陈东海压惊。席间，我才知道，歹徒是个被全国通缉的杀人犯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身无分文，潜入东州，误打误撞从后窗爬进了李国藩的家，想弄点钱，继续潜逃，没成想误入天罗地网。借着酒劲，陈东海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信息，打扫战场时，发现了李国藩家有一个夹壁墙，打开后，里面有五捆美金，每捆十万，当时刘伟峰就呆住了，他喃喃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东海，这下可闯大祸了！”

回到家里，杨娜已经睡了。我打开电视，电视的晚间新闻里还在播放警方救人质的新闻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淡茶，又点上一支烟，心中充满五十步笑百步的感慨。张国昌已经走完一百步，锒铛入狱了，李国藩离一百步还有多远？我不愿意去想，只觉得，权力在起伏回转的人生风景中，摄入底片的是灵魂的写真。我恍惚起来，发现写真上不过是一个土馒头，土馒头上，草根还没被全盖住，露出一块块的金土，再往上看，分明有一圈金色的花，围着那尖圆的坟顶，那几朵耀眼的金花围成一个圆圆的圈，像金冠，我耳畔回响着一个孩子的声音：皇帝没穿衣裳！

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，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通知我去办公室收拾东西。我怀揣着辞职报告，心情复杂地走进我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除了一屋子的灰尘和干枯的花草，还有满屋子被翻乱的东西，我跟公务班要了两个大编织袋，装满了书，我在办公室除了书，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，两大编织袋的书我根本拿不了，只好给张怀亮打电话，让他来接我。

我放下电话，还拿了一件不属于我的东西留作纪念，这就是张国昌去北京学习前拜访老书记时，袁伯守亲笔所书赠送张国昌的那幅字，正是明代昌坤在其《吏品》中的官箴，我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摘下来，物是人非，我心中百感交集。

张怀亮的车已经到了，公务班的工作人员把两个大编织袋和老书记的字送到了楼下，我深情地环视了一眼办公室，径直向朱玉林办公室走去。

我推开朱玉林办公室的门时，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，见我进来略显吃惊：“雷默呀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”

“朱秘书长，”我从容地说，“不坐了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”说完我把牛皮纸信封恭恭敬敬地放在他办公桌上。

朱玉林意外地问：“雷默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朱秘书长，”我淡然一笑说，“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栽培和关照，再见了。”

我走出市政府办公楼，已经华灯初放，市府广场上消夏的人群熙熙攘攘，我望了一眼金光灿灿的凤凰翼，仿佛它立在那里在为我送行。此时，微风拂面，张怀亮按了一声喇叭，我上了车，同望了一眼市政府办公楼，心中有了一个新的起点。

二○○八年八月二十日

十四时二十一分于沈阳